茶马古道小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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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经济文化交流意义,被学术界称之为”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是与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相并列的第五条国际通道。

一、茶马古道产生的背景

中国是茶的故乡,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有饮茶的习惯,创造了灿烂的中华茶文化。在我国众多的民族中,没有那一个民族能比藏族更嗜爱茶。茶对藏族人来说就如阳光、空气一样,是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足见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比粮食更为重要。一般情况下,不论贫富,人们”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可算得饮茶最多的民族。

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不产茶。为什么藏族却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生活对这种习惯的共同需要。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正是这样。一方面,藏族所居的地方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另方面,藏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却是盛产茶叶之乡,由于藏区很早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青藏高原与内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流互补关系。千百年来四川、云南所产之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完全满足能藏族人民之需。而藏区的土特产品也随着茶叶输藏的贸易被传输到内地,弥补了内地所缺。于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伕、驮隊、马帮的劈荆斩棘努力下,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被开辟出来。它像一条绿色的飄带,横亘于青藏高原与川、滇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祟山峻岭、峽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区相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也就被称为”茶马古道”。但事实上,随着西藏与祖国统一关系的加強,汉藏贸易的发展,”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藏区的羊毛、皮张、药材、矿产等土特产和内地的布匹,锦缎、五金、日用百货等也都是互市的商品。

二、”茶马古道”的定义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三、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路线

(一)、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县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ja),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和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三)、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与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的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的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四)、民国时期的茶马古道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五)、抗日战争中的茶马古道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抗日战争中,尤其是1942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丽江经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今日所能想象。滇藏运输线上,每年马帮达一万多匹,双程运量,每年一千多吨,财贸总值每年近一千余万元。

(六)、现代茶马古道

在茶马古道这条漫长的人畜小道上,从昌都到雅安,光是骑马就得走四十五天。从雅安经昌都至拉萨的交通,全靠驿道和牦牛;每天行走三、四十里路,来回一趟要费时一年,由于受季节的限制,一年中能真正通行的只有四、五个月时间。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借用神话和歌谣倾诉自己的美好心愿,期望在崇山峻岭间修筑大道,在江河激流上架起金桥。公路干线的修筑,基本替代了过去”茶马古道”的功能。

1957年后,国家修通了滇藏、中乡公路,各种物资、生活必需品香烟、茶叶、糖、布匹等源源不断地通过昌都运往西藏地区。改善了茶马古道人背畜驮的落后状况。

1、昌都境内现时主要的交通干线及走向有:

*川藏公路东起成都市红牌楼,经雅安、天全、沪定、康定、新都桥、乾宁、道孚、炉霍、甘孜、马尼干戈、德格、岗托、江达、妥坝、昌都、邦达至拉萨,全长2415公里。

*国道318线与川藏公路同道新都桥后分合,经理塘、巴塘、竹巴笼、芒康、左贡、邦达至拉萨。从成都至拉萨长2136公里。

*国道317线与川藏公路同道昌都后分合,经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那曲至拉萨。由成都至拉萨,长2356公里。

*国道214线由盐井到芒康后与318线重合至邦达分开,经昌都、类乌齐、多普玛至青海囊谦。盐井至多普玛,长449公里。

*省道303线由邦达经洛隆、边坝、沙丁、比如、那曲至拉萨。

2、”两横一纵”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干”字形的现代”茶马古道”。

*”两横”:一是北线G317,由四川的德格–江达–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那曲–拉萨;二是南线G318,由四川的巴塘–芒康–左贡–八宿–波密–拉萨。

*”一纵”:G2I4线,由云南的德钦–芒康–左贡–昌都–类乌齐–青海的囊谦。

现时的”茶马古道”已不同于旧时的意义,它更多地体现在它的形象概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昌都有地处藏东南、川西北、滇西北的三角经济区位优势,成为滇、川、藏人三角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和通道,”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将为推动大三角区经济、文化建设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四、茶马古道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五、开茶马古道的意义

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⑾。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茶马古道“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经济文化交流意义,被学术界称之为”世界上地势最高的文明文化传播古道之一”,是与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海上之道、西域之道、南方丝绸之路、唐蕃”麝香–丝绸之路”相并列的第五条国际通道。
  一、茶马古道产生的背景
  中国是茶的故乡,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就有饮茶的习惯,创造了灿烂的中华茶文化。在我国众多的民族中,没有那一个民族能比藏族更嗜爱茶。茶对藏族人来说就如阳光、空气一样,是生活中不可须臾缺少的东西。藏族谚语有”汉家饭饱腹,藏家茶饱肚”之说,足见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比粮食更为重要。一般情况下,不论贫富,人们”每天至少饮茶五六次,每次人必十数碗”,可算得饮茶最多的民族。
  藏族所居的青藏高原地区,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素不产茶。为什么藏族却对茶情有独钟,饮茶蔚然成风呢?历史证明:一种社会生活习惯和一种民族习俗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所处环境的物质条件以及人们生活对这种习惯的共同需要。藏族饮茶之习的形成正是这样。一方面,藏族所居的地方高寒、缺氧、干燥;其膳食以糌粑、牛羊肉为主,缺少蔬茶。而茶叶中富含维生素、微量元素及单宁酸、茶碱等成份,具有清热、解毒、润燥、利尿等功能,可弥补其膳食结构的不足,正所谓”以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因此,藏族对茶有必然的需求;另方面,藏区虽不产茶,但与其毗邻的四川云南等地却是盛产茶叶之乡,由于藏区很早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青藏高原与内地长期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交流互补关系。千百年来四川云南所产之茶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区,完全满足能藏族人民之需。而藏区的土特产品也随着茶叶输藏的贸易被传输到内地,弥补了内地所缺。于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的交通线,在藏汉民族商贩、背伕、驮隊、马帮的劈荆斩棘努力下,在历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被开辟出来。它像一条绿色的飄带,横亘于青藏高原与川、滇之间,蜿蜒曲折于世界屋脊之上。穿过祟山峻岭、峽江长河,越过皑皑雪原、茫茫草地,像一条剪不断的纽带,把内地与藏区相连接;似一座跨越时空的金桥,把汉藏民族的兄弟情谊传送。由于唐代以来这种贸易关系主要是以内地之茶与藏区之马进行交换的形式进行,故历史上称之为”茶马互市”,或”茶马贸易”。伴随这一贸易而开通的商道,也就被称为”茶马古道“。但事实上,随着西藏与祖国统一关系的加強,汉藏贸易的发展,”茶马互市”的内容早已不限于茶和马,藏区的羊毛、皮张、药材、矿产等土特产和内地的布匹,锦缎、五金、日用百货等也都是互市的商品。
  二、”茶马古道“的定义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也有的学者认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并不只一条,而是一个庞大的交通网络。它是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大道为主线,辅以众多的支线、附线构成的道路系统。地跨川、滇、青、藏,向外延伸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远达欧洲。三条大道中,以川藏道开通最早,运输量最大,历史作用较大。本文仅就川藏茶马古道论述,它道则非本文所及。
  三、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路线
  (一)、早期的茶马古道
  四川古称”天府”,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已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的牦(旄)牛夷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茶作为蜀之特产应也在交换物之中。这一时期进行商贸交换的道路古称”牦(旄)牛道”,它可算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荣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今康定新都桥、塔工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不过,这时饮茶之习在我国尚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还主要是作为药物被人们使用。价高量少,尚不可能被藏区大量使用。输入藏区的茶,这时数量有限。
  (二)、唐宋时的茶马古道
  唐代,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吸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特别是伴随文成、金城公主下嫁而兴起的唐蕃政治、经济、文化大交流,使吐蕃出现”渐慕华风”的社会风气。唐人饮茶之习也被传入吐蕃,逐渐成为上层人士和寺院僧侶的风习。唐人陸羽的《茶经》记载:茶在唐代有五种名称,”一曰茶,二曰槚,三曰莈,四曰茗,五曰荈”。”其味甘,槚也;不甘而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藏语称茶为”槚”(ja),显然是借用了唐时汉语对茶的称呼。可证茶叶是唐时开始大量输入藏区的。
  不过,茶传入吐蕃之初,仍仅仅是被作为一种珍贵的医疗保健品在吐蕃王室中使用。并未作为一种日常饮料。这在藏、汉文史料中都可找到印证:藏文史籍《汉藏文书》中记载,松赞干布的曾孙都松莽布支(670-704在位)原先体弱多病,后来用茶治疗,很快恢复了健康。唐代汉文史籍《国史补》记载:唐德宗时,常鲁公出使吐蕃,闲时在帐中烹茶,吐蕃赞普见到后十分奇怪,”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灉湖者'”。考寿州、舒州在皖,顾渚在浙,蕲门在鄂,昌明在蜀,灉湖在湘。都是唐代名茶产地。赞普虽拥有中原这些最名贵的茶,但却不晓其烹饮之法。由此证明:吐蕃在7世纪时已从内地得到有不少茶叶,但当时主要为王室所拥有,作为保健品使用;还不懂烹茶之法,尚未形成饮茶的社会生活习惯。
  根据史料记载,内地饮茶之习也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才开始形成。唐人封演在其《见闻录》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社会)风俗”。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强,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自9世纪初热巴巾规定”七户养一僧”后,藏地僧人再不需要从事生产劳动,对于每日长时间坐静诵经的藏僧来说,汉僧的饮茶之习此时更具有了效法的价值,它不仅能达到”破睡”、”涤烦疗渴”的生理方面的功效,而且能给这些僧人单调孤寂的生活以心理上的慰藉。因此,饮茶的风气首先在藏地僧人和寺庙中蔓延开来,烹茶之艺也在僧人中首先讲究起来。藏史称:”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后来噶米王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衮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正说明最初把烹茶、饮茶的生活方式传入吐蕃的是来自汉地的僧人。
  9世纪中,朗达玛开展”灭佛”后,寺院被毁,僧人被迫还俗。融入民间的僧人,将他们的饮茶习惯传播于人民大众中。加之,晚唐以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由于”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严重破坏,唐朝需要从藏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价格较低廉的茶输入藏区,为藏区普通民众饮茶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饮茶作为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共同习俗,便自然而然地在藏族中逐渐形成了。
  五代及宋时,内地战乱频仍,需要从藏区采购很多战马,同时,中央政府为了籍助茶叶贸易加強与藏区各部路的政治关系。于是正式建立起了”以茶易马”的互市制度,使茶叶输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国策,从而保证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推动了藏族社会饮茶之习的发展。茶马古道亦随之有了较大的展拓。
  唐宋时期的茶马大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道路东起关中地区,经过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互市未限定口岸。宋朝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这一时期虽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亦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但由于当时所易三马的主要产自青海一带,故大量的川茶是从川西的邛崃、名山、雅安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输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这条茶道一直延续至今,经由这路输往藏区的川茶被称为”西路茶”。
  (三)、明清时的茶马古道
  元代,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为发展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元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于朵甘思境内建立19处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间的茶马大道大大延伸。明朝特别重视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销售数量,抑制茶商投机倒把。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其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強与长河西、朵甘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茶运,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逾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又规定乌思藏、朵甘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是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最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
  明代川藏茶道分为”南路”(黎碉道)和”西路”(松茂道)两条。”南路”茶道中,由雅州至打箭炉段又分为两路:一路由雅安经荣经,逾大相岭至黎州,经泸定沈村、磨西,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已存在的大道,故名为”大路”;另一条是自雅安经天全两河口,越马鞍山(二郎山),经昂州,过大渡河,至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为”小路”。由这两条路上运输的茶,分别被称为”大路茶”与”小路茶”。自打箭炉至西藏的茶道路线是:打箭炉北行,经道孚、章古(炉霍)、甘孜,由中扎科、浪多、柯洛洞、林葱(原邓柯县)至卡松渡过金沙江,经纳夺、江达至昌都。然后经类乌齐、三十九族地区(丁青、巴青、索县等地),至拉萨。由于这条路所经大部分地区为草原,适合大群驮隊行住,故自明至清,一直是川藏茶商驮隊喜走之路。”西路”茶道由灌县沿岷江上行,过茂县松潘若尔盖经甘南至河州、岷州,转输入青海
  清代,四川在治藏中的作用大大提高,驻藏的官员、派遣的戍军、所需之粮饷,基本上都由四川揀派、供应。四川西藏关系的密切,进一步推动了川藏的”茶马贸易”。不过这一贸易已不再是”以茶易马”,而是以茶为主,包括土产、百货等各种物资的全面的汉藏贸易。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在打箭炉(康定)设立茶关。之后,又于大渡河上建泸定桥,开辟直达打箭炉的”瓦斯沟路”。打箭炉成为了川茶输藏的集散地和川藏茶马大道的交通枢纽。康熙五十七年,为平定准噶尔乱藏,开辟了自打箭炉经里塘、巴塘、江卡(芒康)、察雅至昌都川藏南路大道,沿途设立粮台、塘铺。由于这条路主要供驻藏官兵和输藏粮饷来往使用,故习惯上称之为”川藏官道”。但实际上此道也经常是茶商驮队行经之路;而由打箭炉经道孚甘孜德格、江达至昌都茶马古道,则习惯上被称为”川藏商道”。两道汇合于昌都。由昌都起又分为”草地路”和”硕达洛松大道”两路,至拉萨汇合。”硕达洛松大道”由昌都经洛隆宗、边坝、工布江达、墨竹工卡至拉萨;”草地路”即上述的由昌都经三十九族至拉萨的古代茶道。昌都是两条川藏茶道的汇合点,也是滇藏、青藏交通的总枢纽,因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又一重要口岸。
  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四)、民国时期的茶马古道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五)、抗日战争中的茶马古道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抗日战争中,尤其是1942年缅甸陷入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中国当时唯一的一条国际交通道路滇缅公路被截断,从丽江西藏再转道至印度的茶马古道,顿时成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大西南后方主要的国际商业通道,一时间沿途商号林立,马帮云集,其繁忙景象非今日所能想象。滇藏运输线上,每年马帮达一万多匹,双程运量,每年一千多吨,财贸总值每年近一千余万元。
  (六)、现代茶马古道
  在茶马古道这条漫长的人畜小道上,从昌都雅安,光是骑马就得走四十五天。从雅安昌都拉萨的交通,全靠驿道和牦牛;每天行走三、四十里路,来回一趟要费时一年,由于受季节的限制,一年中能真正通行的只有四、五个月时间。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借用神话和歌谣倾诉自己的美好心愿,期望在崇山峻岭间修筑大道,在江河激流上架起金桥。公路干线的修筑,基本替代了过去”茶马古道“的功能。
  1957年后,国家修通了滇藏、中乡公路,各种物资、生活必需品香烟、茶叶、糖、布匹等源源不断地通过昌都运往西藏地区。改善了茶马古道人背畜驮的落后状况。
  1、昌都境内现时主要的交通干线及走向有:
  *川藏公路东起成都市红牌楼,经雅安、天全、沪定、康定新都桥、乾宁、道孚炉霍甘孜、马尼干戈、德格、岗托、江达、妥坝、昌都、邦达至拉萨,全长2415公里。
  *国道318线与川藏公路同道新都桥后分合,经理塘巴塘、竹巴笼、芒康、左贡、邦达至拉萨。从成都拉萨长2136公里。
  *国道317线与川藏公路同道昌都后分合,经类乌齐、丁青、巴青、索县、那曲拉萨。由成都拉萨,长2356公里。
  *国道214线由盐井到芒康后与318线重合至邦达分开,经昌都、类乌齐、多普玛至青海囊谦。盐井至多普玛,长449公里。
  *省道303线由邦达经洛隆、边坝、沙丁、比如、那曲拉萨
  2、”两横一纵”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干”字形的现代”茶马古道“。
  *”两横”:一是北线G317,由四川德格–江达–昌都–类乌齐–丁青–巴青–那曲拉萨;二是南线G318,由四川巴塘–芒康–左贡–八宿–波密–拉萨
  *”一纵”:G2I4线,由云南的德钦–芒康–左贡–昌都–类乌齐–青海的囊谦。
  现时的”茶马古道“已不同于旧时的意义,它更多地体现在它的形象概念。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昌都有地处藏东南、川西北、滇西北的三角经济区位优势,成为滇、川、藏人三角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和通道,”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将为推动大三角区经济、文化建设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四、茶马古道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西藏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通过这条古道,不仅使藏区人民获得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茶和其他内地出产的物品,弥补了藏区所缺,满足了藏区人民所需。而且让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环境的藏区打开了门户,将藏区的各种土特产介绍给内地。形成了一种持久地互补互利经济关系。这种互补关系使藏汉民族形成了在经济上相依相成,互相离不开的格局。由此而进一步推动了藏区与祖国的统一,藏、汉民族的团结。在历史上,宋朝、明朝尽管未在藏区驻扎一兵一卒,但却始终与藏区保持不可分割的关系,令藏区各部归服,心向统一。其中茶马古道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2、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沿着这条道路、伴随茶马贸易不仅大量内地的工农业产品被传入藏区丰富了藏区的物资生活,而且内地的先进工艺、科技和能工巧匠也由此进入藏区,推动了藏区经济的发展。例如因茶叶运输的需要,内地的制革技术传入藏区,使藏区的皮革加工工业发展起来;又如因商贸的发展,内地的淘金、种菜、建筑、金银加工等技术和技工大量经由此道输入,推动了藏区农作技术、采金技术和手工业的发展。同时,由于交易物品的扩展,藏区的虫草、贝母、大黄、秦芄等药材被开发出来,卡垫、毪子和民族手工艺品生产也被带动起来,有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宋代四川产茶3000万斤,其中一半经由茶马古道运往了藏区。明代经由黎雅、碉门口岸交易的川茶达3万引,占全川茶引的80%以上。清代经打箭炉出关的川茶每年达1400万斤以上。同时,大批的藏区土特产也经由此路输出。据1934年统计,由康定入关输向内地的有麝香4000斤、虫草30000斤、羊毛5500000斤、毪子60000多根等,共值银400余万两⑩。可见汉藏贸易规模之大。在这一贸易的带动下,藏区商业活动迅速兴起,出现了一批著名的藏商,如”邦达仓”、”三多仓”、”日升仓”等(仓,藏语意为家。这里用作商号);出现了集客栈、商店、中介机构为一身的特殊经济机构--锅庄。康巴处于条大道的中心,受这种环境的熏陶,最早改变了重农轻商的观念,养成了经商的习惯。康巴商人的精明能干,由此远近闻名。
  3、促进了藏区城镇的兴起和发展。茶马古道上的许多交易市场和驮隊、商旅的集散地、食宿点,在长期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为居民幅凑的市镇。促进了藏区社会的城镇化发展。如打箭炉在元代尚为荒凉的山沟。明代开碉门、岩州茶马道后,这里逐渐成对大渡河以西各驮隊集散之地,清代开瓦斯沟路,建泸定桥,于其地设茶关后,迅速成为”汉番幅凑,商贾云集”的商业城市。西藏和关外各地的驮队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此,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这里齐集。形成了以专业经营的茶叶帮,专营黄金、麝香的金香帮,专营布匹、哈达的邛布帮,专营药材的山药帮,专营绸缎、皮张的府货帮,专营菜食的干菜帮,以及专营鸦片、杂货的云南帮等。出现了48家锅庄,32家茶号以及数十家经营不同商品的商号。兴起了缝茶、制革、饮食、五金等新兴产业。民居、店铺、医院、学校、官署、街道纷纷建立,形成为一座闻名中外的繁荣热闹的”溜溜的城”。又如昌都由于是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亦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而成为康区重镇和汉藏贸易的又一中心。
  4、沟通了藏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同时,也使大量的汉、回、蒙、纳西等民族商人、工匠、戍军进入藏区。在长期的交往中,增进了对彼此不同文化的了解和亲和感,形成了兼容并尊,相互融合的新文化格局。在茶马古道上的许多城镇中,藏族与汉、回等外来民族亲密和睦,藏文化与汉文化、伊斯兰文化、纳西文化等不同文化并行不悖,而且在某些方面互相吸收,出现复合、交融的情况。例如在康定巴塘甘孜松潘昌都等地,既有金碧辉煌的喇嘛寺,也有关帝庙、川主宫、土地祠等汉文化的建筑,有的地方还有清真寺、道观。各地来的商人还在城里建立起秦晋会館、湖广会馆、川北会馆等组织,将川剧、秦腔、京剧等戏剧传入藏区。出现了不同民族的节日被共同欢庆;不同的民族飲食被相互吸纳;不同的民族习俗被彼此尊重的文化和谐。文化的和谐又促进了血缘的亲合,汉藏联姻的家庭在这里大量产生。民族团结之花盛开在茶马古道之上。
  五、开茶马古道的意义
  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1、茶马古道是祖国统一的历史见证,是民族团结的象征。由藏汉等族人民开辟的这条道路,证明了西藏归属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证明了藏区与祖国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证明了藏族与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间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它就象一座历史的丰碑,穿越千年时空,让人感受到汉藏情谊的隽永与深厚。
  2、茶马古道是一份丰厚的旅游资源,在藏区的旅游业的发展中具有巨大的价值。茶马古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有很大的旅游吸引力。古道上茶夫在石上留下的斑斑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草地小径,能让人浮想联翩,追寻那千年的史迹;古道沿途的村寨、牧场风光绮丽,民俗奇特而各有地域差异。城镇中多元文化汇集、绚烂多姿,都能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将这些开发为旅游观光的项目推出,具有独特的优势。
  3、深入发掘茶马古道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藏汉地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茶马古道不仅是一条道路,更是一个历史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伴随这一古道诞生的藏族茶文化、商贸文化就值得深入发掘。以茶文化而论,藏族对茶的医疗作用见解独特,早在14世纪时,就根据茶的生长地理环境、施肥种类、烘制方法的差异,将茶分为十六种,分别用以治疗流涎、胆热、痴愚、胃病、血病、风病、魔病等症⑾。藏族饮茶、用茶的礼俗更体现了一种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集中了茶文化的精髓。这些礼俗可以归纳为”敬”、”逸”、”和”、”静”、”怡”五字。即:献茶有礼,是为敬;用茶不羁,是为逸;以茶调食,是为和;饮茶宁心,是为静;茶事寓乐,是为怡。这种礼俗对陶冶民族情操起了重要作用,充分发掘有关文化内涵,赋予其现代意义。不仅能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宏扬民族优秀文化、义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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