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信呢——北洋政府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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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始终是历史,段祺瑞先生向学生请罪,确有其事,北大的自由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最近屏幕上经常有袁世凯的身影,原总统是枭雄,是不是我们现在历史书上说的那样,还需要大家多读读历史书参悟一下,孙中山先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也需要了解下。《二十一条》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有几个《二十一条》,转载铁血的一篇文章,大家了解一些吧,顺便说说,同时北洋军阀的张作霖-不入流的军阀,却被东北建设的欣欣向荣,北洋政府的人多半是当年留学德国的,辛亥革命的,基本上留日的,想想李中堂,他也是个人才啊。

 

假日,一壶清茶,几个友人,围坐清谈。由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聊到段祺瑞长跪谢罪。

 

一位老者说,北洋那几年,中国的报刊发行量居很大,报刊杂志种类繁多。《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称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说真的,读近代史我头脑里一团乱麻,对于北洋政府时期,我更是被乱麻加浆糊纠结成一个硬硬的板块认知——北洋军阀时期黑暗,军阀个个如恶魔。但又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黑暗的时期还能存在异议的声音。史称三一八惨案的这天,学生们游行示威,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死了47人。几十条人命,对于被我们的教科书定义为军阀的段祺瑞算得了什么,军阀本该是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但是事后他却长跪不起,黯然辞去官位.。他当时那可是权重一朝的中国最高权柄执掌者;封杀鲁迅和大小报纸发出的有违主流意识的杂音,无论是出于军阀本性、还是维护政府的威严、国家的稳定和谐,都是再正常不过了。他却不正常地把自己“和谐”下野了。更不正常的是那么黑暗的时期,鲁迅及媒体们竟敢模虎狼般军阀们的尾巴。北洋时期真的很专制吗?我心里打了个问号。我问道:北洋政府时期是不是中国近代史最独裁、最没自由的时期?

 

还是那位老者的说的一番话,叫我受益匪浅,他说:

 

北洋军阀时期是从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结束,持续16年的武夫当国时期。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传统专制王朝的先辈和后辈不一样,他们是中国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的果实。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学校,还是毕业于本土军事学堂,立志爱国报国者并非少数。

 

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十大军阀——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曹锟、黎元洪、冯玉祥、张作霖、张勋、张宗昌,除了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另外几个在权倾一朝时都表现出对民国西式共和政体的尊重,不管怎样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远没有传统专制独裁帝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傲气。知识界和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看法还不至于战战兢兢,公共舆论参与政治,监督执政者,也使得军阀们心怯社会舆论,敬畏法律程序,不敢那么明火执仗。

 

段祺瑞出身淮军参与创建北洋,曾留学德国数年,曾亲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袁世凯死后,作为掌握实权的人物,他力主彻底开放报禁。三一八惨案,段的政治生命受到报刊舆论的严重威胁,段祺瑞没有为保执政地位去控制舆论,反而以下野来担当责任。军阀封建官僚有许多毛病,但难能可贵的是知道敬天地,畏舆论。

 

老者侃侃而谈,这些与我学生时代被灌输的完全不同的理念, 于我像是天方夜谭。担当二字好沉重,没想到政治人物起码的良知和道德之光闪现在被教科书定为“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的军阀身上,他的操守和人格与那错了不认错找人垫背、至死都不愿放权的伟大人物相比,我无语叹息,政治和良知之责任——上个世纪大饥荒非正常死人,有人承担政治和良知责任吗?

 

 

老者还说:北洋军阀政府有肚量任命反对派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蔡元培当了校长竟有胆量拿着政府的经费却不理睬政府的公文,我行我素照自己的价值观管理学校。当局抓了他的学生,他宁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

 

那时候的大学崇尚教授治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高等学府的灵魂。学人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放在北洋之前的满清和之后的“一政党、一主义、一领袖“的时代,那是甭想能发出此声的。

 

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 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

 

当了总理的军阀段祺瑞,一介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依言治罪送人去劳动教养。

 

北洋武夫赶上脾气不好时,也会把报馆封了,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他们睁一眼闭一眼只装没看见。断然不会做那种只准许自己一家发声的事。

 

那时的记者都有批评政府和政府要人的毛病。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只是叫人家开“天窗”而已,断然做不到把天下的新闻出版业都变成一己天下,更不会逼报社老板当看门的仆人,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不要你说什么你就只能闭嘴,要是敢嘴硬不买账,就砸你饭碗,甚至送你去劳改。

 

 

北洋时期的大学更是多彩多声,高等教育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不能插手,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

 

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端的是政府的饭碗,但是在梅贻琦校长之前,接连几任政府任命的校长学生和教授们不满意,说哄就被轰走了,政府也奈何不得,甚至“蠢”到不懂得手里有权可以治这些闹事者的罪。

 

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政治教育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被戏称“政治厕所”,除了吸引些”职业“苍蝇飞进飞出,对大学的权力结构和教授们构不成伤害。

 

虽不知北洋那些事是真是假,但我被教科书灌输的对北洋时期的认知在动摇,感到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的时代,它催生的一代学人如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梁漱溟、徐志摩、闻一多、鲁迅、梁启超等与今天的学人相比,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迥然不同。 陈丹青称他们“民国范儿”。那是些日久弥新,亮得出手,留得长久,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他们或迂或狷或痴或狂,生命底色里都坚守着一个“士”字。回头看近60年,还有“范儿”吗!信不信呢,北洋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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